2017年上半年,全国由南往北陆续发生多起蛋鸡致病性H7N9流感疫情,而自2013年上海出现第一例人感染H7N9病例以来,一波一波的疫情使人民群众“谈禽色变”。部分疫情和病情被过度渲染和放大,加上部分地区的有关部门和个人采取的防控和整改措施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诸多因素作用给全国的从业者带来了重大损失。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H9和本世纪初的H5,致病性流感病毒始终是危害养殖业和人身安全的毒刺。养殖业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问,应对禽流感为什么这么难呢?

1、“你看不清我。”

早期,禽流感病毒难防难控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首先是科技的时代局限性。现今最准确和最权威的诊断方法PCR和测序比对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应用。传统施行体表症状和临床剖检已不足以高度确诊多数病例,尤其是在多种并发症下会出现相当高的误诊率。传播迅速的病毒在诊断低效的状况中其危害性不断放大。其次,不同于寄生虫和细菌,病毒的几大特性决定其特殊的防治“待遇”。第一,病毒颗粒极其微小,无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第二,构造简单,一般仅有蛋白质外壳和核酸内容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变异和进化能力极强。

禽流感病毒外壳的两种蛋白决定了其抗原性,分别是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以血凝素(H)抗原性最强,H9H7H5亚型都有一定程度的致病性。同一亚型毒株会在其进化方向发生变异,而不同亚型在长时间混合流行后会出现基因重组和突变,产生新的毒株、亚型或者发生致病性的改变。

2、“你抓不到我。”

H5亚型在20年间已经进化出三个基因型0-9十个分支。中科院、哈兽研、华南农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H7N9就是一例在不同型病毒间发生重配,在传播期间与我国境内流行的H9N2病毒再次发生重配,进而产生了对人的致病性;随着毒株继续变异,由对家禽无致病性或低致病性变异为高致病性。目前在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各型低致病性和高致病性毒株共存流行的情况,均存在继续变异成为高致病性毒株或新的致病性毒株的可能。

我国对病毒性疫病的防控手段主要有免疫和扑杀。在目前国情下,扑杀和无害化处理难于做的彻底,往往引起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疫苗成为我国最重视和广泛应用的“杀手锏”。而病毒的持续进化和变异给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带来相当大的挑战。以目前应用最广泛的H5疫苗为例,研发过程中将当前流行的HN与人流感的六个基因构建一个无致病性重组毒株,以该重组毒株为抗原制备灭活疫苗投放市场。显而易见,疫苗的生产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以及风险性;在这个空档期里病毒的传播“快步前进”,造成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的。必须警惕的是,在针对性疫苗投放之前,个别场(户)急于挽回损失,盲目用药和私自外运销售等反而给疫情的扩散添柴加火。

3、“你管不住我。”

实践证明,注射针对性疫苗可以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和发病率;然而,疫苗不是万能药,在生产生活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不科学、不严谨的漏洞,给病毒以可乘之机。

首先,目前我国禽、蛋生产仍以中小规模场(户)为主。受制于成本、周边环境、意识等因素制约,存在必要设施的缺失以及管理制度的空白等缺口。例如人员进出随意且出入口没有可靠的消毒设施,场区布局不合理,不合理用药等。另外,政府部门的监管措施存在商榷空间。基层政府囿于各种客观条件,在日常监管中投入的人力和财物不足,政策要求难以及时有效地落实,留下了一定的隐患。最后,有关部门的疫情处置政策不够周全,除了控制疫情,保持社会稳定外,也要兼顾疫点、疫区和从业者的利益。2013年人感染H7N9病例多发,有关部门不约而同采取的强制休市措施重创活禽和禽蛋市场,广大养殖企业和场户苦不堪言。据统计,仅20134月禽业损失230亿元,2017年一季度损失400亿元。

4、“你想战胜我?”

在我国防治动物疫病的历史上有数次成功消灭流行性疫病的成功先例。在1956年建国初期,彭匡时先生带领技术人员成功扑灭净化了OIE目录A类疫病的牛瘟。在技术手段更加先进、观念认识更加全面的新时期,研究出效果显著、成本可控、生态安全的综合防控措施是可期的。

 


2017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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